
从1938年开始,国民政府正式实施了战时经济统制,这一政策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在物资管控方面,抗战初期,政府推出了《查禁敌货条例》和《禁运资敌物品条例》,禁止一切来自敌国的物资进口,同时严禁军需物资(如钢铁、棉花、粮食等)出口。1942年5月,政府废除了这两个条例,并发布了《战时进出口物品条例》,不再根据敌伪国别来决定是否进口物资,凡是军需品和日常必需品,无论来自何国或国内各地,都一律允许进口。
政府还对许多物资进行统购统销,比如钨、锑、锡、汞、铋等矿产,生丝、茶叶、棉花等原材料都由政府统一管理。此外,粮食、食盐、食糖、烟草等民生必需品也实行了专卖制度。为了控制粮食供应,政府采用了“征实”和“征借”手段,直接控制了全国粮食总产的10%。工业器材也受到严格控制,政府通过登记、凭证购买等方式管理了200多种工业设备。
展开剩余78%通过这些物资统制,政府不仅确保了国内的需求,同时还通过适量的出口换取了外汇。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,出口的统制物资总额已达到8640万美元,占战时出口的79.2%。从1942年到1945年8月,统制物资的总出口额达6430万美元。
然而,物资统制虽然有其积极作用,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现象。政府官员和一些特权阶层借机大发横财,严重加重了民众的负担。比如,棉纺厂的棉纱价格被强制收购,工厂亏损严重,而桐油等物资的收购价远低于市场价,造成了大量民营工厂的倒闭。
在工业和农业领域,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条例,要求对战时必须的矿产、电力、化工等工业进行集中管理,并增加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。战时,政府还通过银行贷款、合作社等手段加大对农业的统制,特别是在粮食供应方面,通过征实和征借确保了基本的粮食生产和分配。
在抗战初期,物价上涨较慢,政府对此采取了放任的态度,但从1939年开始,物价开始飞涨。政府出台了多个控制物价的政策,如规定商家必须按指定价格出售商品,成立了平价购销处,并加强了物资采购。到1943年,尽管政府采取了限价政策,但效果不佳,物价依然飙升。
战时通货膨胀严重,尤其是在纸币发行方面。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困境,大量印发纸币,导致了法币的迅速贬值。到1945年,100元法币的购买力已经大幅缩水,这直接影响了工厂和民众的生活水平。美元和法币之间的汇率也呈现出巨大的差距,1944年黑市汇率竟然高达官方汇率的27倍。
这种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使得少数官员、企业家和有特权的阶层趁机发财。蒋家、孔家等四大家族通过不正当手段,利用政府的外汇管制、纸币发行等政策,大肆敛财。据统计,四大家族的财产在抗战期间急剧膨胀,尤其是在外汇和黄金交易上,他们通过黑市汇兑、发售美元公债等手段,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。
例如,1942年,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,其中3亿美元被用来购买黄金并存入美国,剩余的用于发行美元公债。孔祥熙通过操控这些资金,不仅赚取了巨额利润,还在黑市上大量回购公债和储蓄券,以压低价格进行倒卖。
这种财富集中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,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抗战期间经济的混乱。虽然美国和英国的援助帮助国民政府稳定了部分金融局势,但抗战对中国国力的消耗是巨大的,加上政府的腐败,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。
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公开表示,国民政府的高层“全是贼”,他们利用外援资金为自己谋取私利,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海外房地产中。而这只是他们在抗战期间非法获利的一个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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